历史上真实的唐朝，究竟开放到什么程度？不仅仅是穿衣开放

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民族的共主。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由此形成。

唐朝的军事力量中大量起用少数民族将领。唐太宗时期的武将中，一半都有胡人背景。契丹人李光弼、高丽人高仙芝、铁勒人仆固怀恩等异族将领为唐朝开疆拓土，功勋卓著。

这种开放态度赢得了周边民族的归心。唐太宗逝世时，在长安的少数民族官员和使者“悲泣如丧父母”，有的甚至“剪发、划面、割耳”，以示哀悼。

走在长安、洛阳等大唐都市的街头，异域风情扑面而来。“胡风”成为社会流行风尚，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诗人元稹的诗句描述了长安女性争相模仿少数民族妆容的景象。胡服、胡帽成为时尚达人的标配，胡食如胡饼、烧饼风靡一时。

胡人经营的酒店更是文人雅士聚集的场所。金发碧眼的胡姬当垆卖酒，成为长安一景。李白有多首诗作提及胡姬，如“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2022-202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神禾原贾里村发现的唐玄宗贵妃董氏家族墓地，出土了五件高足银杯，是唐代贵族生活奢华与银器制作工艺高超的见证。

社会风气之开放更体现在女性地位上。唐代女性可以参与社交活动，甚至可以经商。出土的《皇甫宾亡妻杨氏墓志》记载，杨丽生前“经营财产，会陶公之法。固得水旱无惧，吉凶有资”，成为洛阳一带知名女富商。

墓志资料还显示，唐代女性再嫁并不罕见。如开元十九年的《澧州刺史广平公夫人杨氏墓志》记载，墓主初嫁李炅，生一子后因父命改嫁胡氏。

文化大融合：从乐舞到宗教的多元图景

唐朝在文化领域展现出海纳百川的胸襟。宫廷乐舞融合多民族元素，隋朝的九部乐到唐朝增为十部乐，其中八部源自少数民族或外国。

唐玄宗李隆基是音乐爱好者，他改编的《霓裳羽衣曲》其实源自西凉的《婆罗门曲》，是汉乐和胡乐融合的艺术成果。玄宗还经常亲自参与演奏，“宁王吹玉笛，上（李隆基）羯鼓，妃琵琶”，多种胡乐器在宫廷中广为流行。

唐朝的宗教政策极为宽容。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并行，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景教）、祆教和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也可自由传播。

玄奘法师印度取经回国后，唐太宗为其组织大规模译经活动，带回了佛教经、律、论各类经典657部，玄奘本人翻译的佛经有75部，1335卷。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也是在唐太宗时期。

文化的融合在墓葬艺术中也有体现。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李重晖墓中，随葬器物有金银平脱花鸟纹铜镜、银平脱花卉纹蚌壳等，结合了中原与西域的工艺特色。

唐朝实行了“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经济模式，这与现代中国的经济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内，唐朝实行均田制，使农民有地可种；推行租庸调法，税负相对较轻，约为隋朝的三分之二，大量财富留存于民间。发达的交通网络连接各地，运河贯通南北，驿站、邸店相当于今天的物流中心。

对外，唐朝的海外贸易十分兴盛。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东西方，从广州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达印度、锡兰，再进入波斯湾、亚丁及红海地区。

“黑石号”沉船考古发现展示了唐代对外贸易的盛况。这艘9世纪的阿拉伯商船上载有中国瓷器、金银器等珍贵货物，证明了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广泛贸易联系。

政府在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扬州等港口城市设立“市舶使”，管理外贸船只和征税。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仍超过12万。

教育科举：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

唐朝开放性的核心是人才选拔机制的变革。科举制度的完善打破了门阀世族对政权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诗句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虽然门阀制度在唐代仍有残余，但大量普通背景的学子通过科举步入仕途。

《尚书右丞倪公墓志》记载，墓主倪泉出身普通家庭，通过科举登第，最终官至尚书右丞（正四品）。

唐朝科举中，不考儒家经典背诵的进士科最受重视，这促使士人关注现实而非死守古籍，形成“天下崇文”的现象。唐玄宗开元年间，“声明文物，振迈汉魏；求名之士，难于登天”，可见竞争之激烈。

唐代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远超国界。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广为流传，甚至在作品问世一年内就能传至东瀛。日本留学生晁衡（阿倍仲麻吕）在唐朝生活近四十年，官至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去世后被迫赠为二品的潞州大都督。

唐文明作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其突出特点正是开放包容、创造发展、和平共赢。近年来新出土的墓志和考古发现，不断佐证着唐代社会的多元与包容。

唐朝的消亡并非因为其开放性，恰恰是当唐朝后期趋于封闭，逐渐失去了包容四海的胸怀，它的生命力也随之衰竭。

正如唐太宗所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代的兴衰告诉我们，包容与自信是文明繁荣的基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